无以为乡
文/项德林
(资料图)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村民们都迁居城里，至少也住进了不远的镇子里。一些自然村的名称就这样消失了，或被直接撤销，或邻村合并。我出生的苦竹村即是其中一例，它被并入了相邻的天庆村。
“轩墀曾不重，翦伐亦无辞。幸近幽人屋，霜根结在兹。”我更喜欢苦竹这个名字，像杜甫充满了诗意的自喻自况。周围的每个村庄几乎都有或大或小的几片竹林，唯独我们那个村叫“苦竹村”。
偶尔回到“天庆村”，我总是有些不适，总觉得村庄已经不是之前那个村庄了。路边杂草丛生，大片大片的田地正在荒芜，再也见不到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亲。尤其在暮色四合时，看不到几缕袅袅升起的炊烟，听不到几声呼儿唤女的喊叫，连如豆的灯火也没剩下几盏。四野阒寂，群山无言，像进入了远古洪荒。
关于村庄的血脉谱系已经无法向未来延伸，它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在我们这一辈人中停止了连载。不知从哪一年哪一天开始，这个谱系中的人们逐渐向外地迁移。先是三三两两相约出去打工，向南向广州、深圳、东莞，向东向上海、温州，向北向北京、天津，向西向乌鲁木齐、银川，要么是在建筑工地当小工，要么是在工厂流水线上组装劣质的电子元件。
起先他们每隔一两年后在春节回来一趟，穿得周五正王的样子，背着大包小包外地才有的特产，见人便撒硬盒过滤嘴香烟，大侃特侃外面的世界，有点儿衣锦还乡的派头，让还没有来得及走出村庄的人很羡慕，并巴望着春节过后让他们捎带上自己一块儿出去。后来，三五年回来一趟，依然是衣锦还乡的派头，有的还顺便带走了孩子，要去打工的城里学校上学了。再后来，很多人就从村庄的视野里永远消失了。尽管他们成群结队去了某座城市，但走着走着便走散了，失去了最后的一点儿联系。比如我的俩表哥友忠友华兄弟，一块儿去了温州。几年之后，友华回来告诉我们，在一场赌注很大的牌局之后，他再也没能联系上哥哥友忠。
也有一些离开之后又回来的人，在沙梁那边的采石场就近打工。他们将原本属于自己的沙梁卖给了外面的老板，又受雇于老板将沙梁逐渐开凿得遍体鳞伤。收工之后，他们不再回村庄，而是骑着摩托车或者搭乘装运碎石的大货车去十公里之外的镇上，他们已经在那里买了楼房定居。除了那座他们还可以继续开凿继续挣钱但过不了多久也许将消失的沙梁，房屋、田地、竹林、小溪、鸡窝、猪圈……村庄里的一切都与他们无关。
有一年春节，听依然生活在村里的二叔说，大沟的祖平回来了。依辈分，祖平是我隔了几房的叔叔，二十多年前离家外出打工，后来一直杳无音信。大家都以为他已经客死他乡，他的母亲每到年节都向着远方烧一叠纸钱，以示祭奠。在返城的路上，我们遇见了祖平。母亲隔着车窗与他打招呼，我看到了一张似曾相识，但又沧桑模糊的脸，这张脸与三十多年前的那张脸已经没有任何关联。当然，我在他的眼里应该也是如此，甚至更为模糊，毕竟曾是当时少年。在那一瞬间，我觉得我们的眼神有一闪而过的交集，也有避而远之的躲闪，但都没有打招呼。
但我依然有些感动，仿佛看见一片随风飘走的树叶竟然在二十多年后又飘回了树底下，颇有些叶落归根的意思。尽管过不了多久，这片树叶还会被狂风或者泥沙裹挟着远去，但他终究是回来过，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遗憾的是我已经不认识路旁的植株，不识叶脉和花序，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我感到了深深的愧疚，自己何尝不是一片被风刮走的树叶，故乡丢失了我，我也把故乡弄丢了。
然而，改变依然在继续。几年之后，再次回乡又恍若隔世。水泥路像白练缠绕山坳，采石场在沙梁隐去了踪迹，植被修复了裸露的山石伤口，满山复现郁郁葱葱的生机，山脚溪流淙淙，鱼虾又在其间嬉戏。村里人说，在沙梁山脚的包谷地里还发现了被野猎拱过的痕迹。
站在山坳望出去，苦竹坝里几座漂亮的小洋楼拔地而起，一方方精致的小院落错落其间。二叔说，这些年，村里正在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养殖等产业，有些打工的人回来了。故土难离呀，在村里能挣钱，谁还愿往外面跑。还有一些人在外面做生意，有了钱重修房子，过年过节回来或者寒暑假住上一段时间。
正值午间，整个小山村宁静依然，几缕炊烟在屋顶升腾，消散在蓝天白云竹影之间，隐隐有一种素默孤寂的冲淡之美。
作者简介：项德林，现供职于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重庆金融作家协会会员，文字散见于《重庆日报》《重庆商报》《现代快报》《时代信报》《万州日报》《三峡都市报》《西藏青年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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